在上一篇文章〈台灣「窮得只剩民主」？列格坦繁榮指數觀點下的台灣〉中，我們已經探討了台灣在過去 10 年來的國家優勢與劣勢。其中，「安全與治安」是台灣最強的項目之一，「健康」雖也名列世界第四，但評價標準則可能有值得商榷之處，我們晚點會提到這個問題。

「自然環境」是台灣排名最低的項目，僅位居世界第 73 名。有鑑於假設台灣沒被這一屆國民黨跟民眾黨立委賣掉的話，理論上中央政府正在努力推行「2050 淨零排放」政策，也積極研議諸如碳交易、碳稅等措施，並為了台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台灣環境的永續而發展可再生能源，自然環境排名的相對低落並非無法解決的問題。

相對的，中國在自然環境項目於 167 個國家中排名 137，排名之低與索馬利亞和科威特差不多。更有甚者，中國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影響到台灣，台灣的空氣污染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中國排放的污染源隨著氣流來襲。2025 年 2 月 17 日，中國山東至上海的霾害（細懸浮微粒 PM2.5 每小時濃度達到每立方公尺 50 至 90 微克）再度隨大陸冷氣團南下，影響範圍遍及全台及離島，空氣品質亮橘燈。只要中國不改善它的自然環境，台灣空氣品質則不可能太好。

然而，自然環境是非常直觀可理解的東西，改善的措施也很明確。但台灣第二低分的項目「社會資本」（排名第 44 名）又是什麼，該如何改善呢？

現代化東亞民主國家的共通弱項：社會資本

當我們把 2023 年列格坦繁榮指數報告中，東亞僅有的三個民主國家 —— 台灣、南韓、日本的資料抓進來一起看，可以發現非常有趣的現象：

台灣、南韓、日本都出現了「社會資本異常低分」的狀況（如圖中左側凹陷處），其中，民主化越久的國家、高齡化越嚴重的國家，社會資本越低。日本在列格坦繁榮指數中綜合評價為全球第 16 名，至今仍為「全亞洲最繁榮國家」，但他們的社會資本卻是驚人的 141 名。這讓人疑問，社會資本是什麼？如果一個社會少了它，又會怎樣？

列格坦繁榮指數（Legatum Prosperity Index）如何衡量「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列格坦繁榮指數是透過評估一個國家的人際關係強度、社會規範及公民參與度來衡量「社會資本」。該指標分析人民之間的互信與互助程度，雖然這些因素對國家的整體繁榮具有重要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之間不同的文化與現代化和民主化歷程會顯著影響社會資本得分，北歐國家的社會資本得分和稱不上民主的某些亞洲國家可能差不多，但生活在這兩個社會中的人感受到的氛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台灣、日本、韓國的社會資本怎麼了？

較高的社會資本得分通常代表社會凝聚力強、信任度高、公民參與積極，這有助於促進經濟成長與政府治理。相反，社會資本較低的國家可能面臨社會關係薄弱、政治極化嚴重、對公共機構缺乏信任等問題。

從上面的描述，社會資本很大一部分評估數據只是來自於人民的「感覺」，譬如 2023 年調查時的南韓人民可能基於某些理由認為「很難信任政府跟司法」，而他們也「比較沒有上教堂的習慣」，甚至可能感覺「現代生活越來越疏離了」，但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感受跟反思，事實上是因為南韓「正在經歷民主化過程」，當南韓人說自己不信任政府跟司法時，其他非民主國家人民可能「連這種想法都不敢／不曾有」。

至於日本，日本社會不僅宗教參與淡薄、人際關係疏離，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自 1960 年代之後事實上並不熱衷政治，甚至有限制學生接觸政治的政策。再加上高齡化、孤獨死等議題持續發酵，日本人或許內心某方面來說也同意他們太過疏離，NHK 在十年前便發明「無緣社會」一詞，語重心長的提醒孤獨死案例越來越多，社會紐帶正在瓦解。

東亞民主世界近半世紀以來的少子化、高齡化固然會加劇社會資本的低落，但另一方面，「超都市化」也是推手。日本、南韓、台灣都是人口非常稠密的國家，且都受到東亞文化圈的影響，並且沒有顯著獨大的宗教社群，這些都使得社會資本得分降低。

社會資本得分的弔詭在於，亞洲社會資本最高的國家依序是越南、新加坡、菲律賓、土庫曼、泰國、中國、印尼，這些國家同時也全都是在「人身自由」項目排行倒數變成紅色的非民主國家。而日本社會資本排行 141 名、韓國 107 名、台灣 44 名，則顯示至少在亞洲，社會資本高低與民主自由程度之間有可能是負相關。

類似的認定標準問題也出現在「健康」指標，健康指標衡量「預期壽命」、「醫療可及性」以及「整體健康水平」，這些判斷標準會導致兩個結果：其一，東亞國家預期壽命一般較長，但這未必是因為醫療真的非常好，而部分是因為基因跟飲食習慣。其二，根本不提供正確人均壽命與公衛報告的國家我們該拿他們怎麼辦？因此，台灣名列健康世界第四固然不算奇怪，但中國名列世界第五？你相信嗎？

社會資本如何讓我們堅強？

舉例來說，若有更多台灣人加入慈濟或法鼓山等宗教團體，甚或參與宮廟活動，將會提高台灣的社會資本分數，事實上這些活動與組織也確實能讓疏離的個人感到有歸屬感。但問題是，如果現代台灣人「就是不想從事宗教、慈善活動」，他們這樣活著又有什麼錯誤嗎？

此外，根據台灣經濟學者佘健源、劉玉皙等人的最新研究，與一般人想像的不同，關於中國滲透台灣宗教組織的問題，並非有傳統宮廟的地方就會被中國滲透，正確的說法是：「有強大實體人際網絡的宮廟不易被滲透，但只有虛擬線上網絡的宮廟確實可能是破口。」亦即，問題不在宮廟或信仰本身，而是「傳遞訊息給你的人是誰」？

任何有人跟資訊的地方都可能被中國滲透，從里長到宮廟，從議員到立委，甚至現在的新竹清華大學都曾在前任校長陳力俊的帶領下加入一帶一路，讓中國「清華海峽研究院」於清華大學校內設置「清華海峽研究院新竹辦公室」。

認為廟口聊天的阿伯會給你假訊息，國立大學教授就不會，顯然是錯誤且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認知作戰的好用棋子從來都不是沒受教育的人，而是沒有良心的人。當社會對於獨立與否、台灣未來走向有相當大的分歧跟落差時，社會資本會隨之下降，因為社會不同群體之間認知落差過大，幾乎無法溝通更遑論合作，而在此一狀況下，人們當然也不可能相信自己能夠參與公共事務，共同解決問題。

這是很悲哀的狀況，台灣絕對不是沒有人情味或者特別冷酷殘忍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們都能感受到陌生人的善意，但彼此之間的歧見確實難以一朝一夕解決，更已經折磨耗損了我們對體制的信心。

社會資本若要有意義，必須細膩考量到這些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真正的意涵。社會資本的認定有其侷限，但社會資本傳達出的意義則是正確的：

「我們無法光靠網路上發文一呼百應來解決台灣遇到的困局。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現實生活中一對一的真實人際關係與長久的良性溝通，要用比過去更多善良跟耐性去回應這些挑戰。無論這些挑戰是來自於中國，還是來自於我們自身內部長久以來的矛盾。」